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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应郗德才《从“为人民服务”到全球责任》
——一种“AI元人文”视角的阅读札记
岐金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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郗德才先生的《从“为人民服务”到全球责任：中国伦理领导力的创新路径》（《领导科学》2026年第1期），是一篇气象开阔的文章。它以“伦理领导力”为核心范畴，系统梳理了中国GCD如何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价值内核，通过制度伦理、技术伦理、组织伦理三个维度的本土创新，最终拓展为全球责任担当的完整叙事。
读这篇文章，我感受到一种难得的理论雄心：它不是零散地讨论某个政策或现象，而是试图建构一个能够统摄“中国治理实践”的伦理框架。这种努力，值得敬重。
但正因为它的气象开阔，也恰恰暴露出一些需要被追问、被深化、甚至被“降解”的问题。这些问题，恰好与我正在推进的“AI元人文”工作形成深刻的对话关系。
以下是我以“AI元人文”视角阅读此文的一些札记式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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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共鸣之处：当“伦理领导力”遇见“伦理中间件”
郗文的核心命题是：中国伦理领导力的创新，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价值内核转化为可运行的治理机制。这与我提出“伦理中间件”的初衷——将哈贝马斯的“理想言说情境”转化为程序性保障——在方法论上是相通的。
具体而言，有以下几点共鸣：
第一，对“制度伦理”的重视。 郗文指出，中国GCD通过系统化的制度设计，将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一抽象价值转化为可操作、可考核的治理规范（如干部考核中“德才兼备，以德为先”的双重标准）。这正是我在“伦理中间件”中强调的：价值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，必须通过制度程序“嵌入”技术系统的日常运行。
第二，对“技术伦理”的警惕。 郗文敏锐地指出，数字化治理面临算法“黑箱化”、数据异化等风险，并强调中国通过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制度创新，将“以人民为中心”转化为“知情—同意”“数据可携带权”“算法解释权”等具体权利安排。这与我对“价值对齐”范式的批判和对“自感报告”机制的强调，形成呼应：技术系统必须为人的追问保留制度化的通道。
第三，对“共治共享”的追求。 郗文多次强调，中国伦理领导力的创新在于从“问责”转向“共治”，通过制度化参与渠道将“人民主体性”转化为治理机制（如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收到300万条网民建言）。这与“伦理中间件”中“协商界面”的设计理念高度一致：让权衡被看见，让追问有可能。
这些共鸣之处表明，郗文和我面对的是同一个时代问题：如何在技术日益强大的时代，通过制度设计守护人的价值？我们给出的答案，在精神上是相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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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批判性对话：当“宏大叙事”需要“降解”
然而，共鸣之外，我也看到了一些需要被追问的问题。这些问题，恰恰是我在《论当代哲学研究的“黑箱词”》和《动词的狂欢与意义的失锚》中反复强调的：宏大叙事需要被“降解”为可操作的微观单元，否则就会沦为“黑箱词”的堆砌。
问题一：概念过于宏大，缺乏“原语化”的降解
郗文的核心概念——“伦理领导力”——贯穿全文，但我读完之后，仍然不太清楚它在具体情境中究竟“是什么”“怎么做”。
比如，文章说“伦理领导力的核心特质体现为价值引领的优先性”，但“价值引领”在算法推荐的场景中意味着什么？是优先推送“正能量”内容？是设置内容分发的伦理阈值？是让用户参与价值权衡？文章没有给出可操作的回答。
再如，文章说“伦理领导力强调责任担当的广泛性”，但“责任担当”在AI医疗的场景中意味着什么？是对算法误诊的事后追责？是对训练数据偏见的事前防范？是让医生、患者、开发者共同参与决策？同样没有具体化。
这正是我所说的“黑箱词”问题：一个词越宏大，就越容易被当作解释的工具，但它本身恰恰需要被解释。“伦理领导力”这个词，在郗文中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“黑箱”：我们把问题放进去，它给出一个“伦理领导力”的标签，但问题并没有被解决，只是被装进了箱子。
相比之下，我在“AI元人文”中提出的“道德真理原语化”，正是试图将“仁”“义”“为人民服务”这样的宏大概念，降解为“最小伤害”“知情同意”“关怀优先”“家庭参与”等微观单元。这些“原语”有一个关键品质：它们可以被使用。产品经理可以用它们问：我们的算法在权衡伤害时，阈值设在哪里？医生可以用它们问：这个治疗方案，患者的知情权被尊重了吗？
郗文如果能够将“伦理领导力”降解为类似的可操作单元，它的实践指导价值将大大增强。
问题二：动词性思维，但缺少“意义行为”的锚点
郗文多次使用“过程”“实践”“生成”等动词性表述，体现了对“动词性思维”的自觉。例如，它强调“从问责到共治”的范式转变，强调“将价值理性实质性地融入治理体系”，强调“发展合作”从“输血”到“造血”的转型。
这很好。但问题是：这些动词的“锚点”是什么？是什么让“过程”成为有意义的过程？是什么让“实践”成为有方向的实践？
我在《动词的狂欢与意义的失锚》中提出，“意义行为”是动词性思维的锚点。它包含四个不可分割的维度：情境性、自感注册、意义指向、行为趋向。没有这个锚点，动词就会变成无根的漂浮物。
以郗文讨论的“技术伦理”为例。文章强调要通过制度设计“将价值理性实质性地融入治理体系”，这当然是对的。但“价值理性”融入的“实质”是什么？是算法参数的调整？是决策流程的修改？是用户界面的优化？这些都需要在具体情境中，由具体的“自感”去注册、去追问。
文章提到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中的“知情—同意”机制，这是一个很好的“原语”级概念。但“知情—同意”在具体场景中如何落实？当用户面对几十页的用户协议时，他的“自感”能否注册到“不对劲”？当算法推荐让用户陷入信息茧房时，他的“自感”有没有制度化的“报告”通道？这些问题，需要更精细的“意义行为”分析。
问题三：对“自感”的忽视
这是我最核心的关切。郗文通篇讨论“伦理领导力”，但很少触及一个根本问题：领导力所服务的“人”，其源初的感知能力——我称之为“自感”——在技术时代是否正在被钝化？
文章多次强调“以人民为中心”，这当然是正确的价值立场。但“人民”不是一个抽象概念，而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、有感知能力的人组成的。这些人每天被算法推荐包围，被信息茧房裹挟，被预制好的意义投喂。他们的“自感”——那个源初的、知道正在发生的知道——正在被侵蚀。
当一个人在抖音上刷了三个小时，感到“不对劲”时，那是他的“自感”在注册。但这个“不对劲”有没有被倾听的渠道？有没有被制度化的可能？他在“乍见”算法操纵时的那份“怵惕恻隐”，能否像孟子说的那样被“扩充”？
这些问题，是“伦理领导力”在技术时代必须回应的根本问题。如果“为人民服务”不能落实到对每一个“自感”的守护上，不能落实到对“追问权”的制度保障上，那么它就可能沦为一种空洞的修辞。
我在“AI元人文”中提出的“自感养护十二心法”和“自感报告机制”，正是试图回应这个问题。前者是让个体在技术洪流中保持“自感”敏锐的日常实践，后者是让个体的“不对劲”能够触发系统调停的制度设计。如果郗文的“伦理领导力”能够与这些微观机制形成对接，它的实践深度将大大增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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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设性对话：让“伦理领导力”可操作、可追问
以上批评，不是要否定郗文的价值。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郗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，它才值得被认真地质问和深化。
如果郗先生愿意继续推进这一研究，我有几个建设性的建议：
建议一：将“伦理领导力”降解为可操作的“原语集”
就像我在“AI元人文”中将“仁爱”降解为“最小伤害”“知情同意”“关怀优先”“家庭参与”一样，郗文也可以尝试将“伦理领导力”降解为一系列可操作的微观单元。例如：
· 在算法治理场景中，“价值引领”可以降解为“算法透明”“阈值可调”“用户可质疑”
· 在组织管理场景中，“责任担当”可以降解为“利益相关方参与”“决策可追溯”“后果可问责”
· 在公共服务场景中，“人本关怀”可以降解为“需求可表达”“反馈可响应”“权利可救济”
这些“原语”不需要穷尽“伦理领导力”的全部内涵，但它们有一个关键品质：它们可以被不同场景中的行动者使用。产品经理可以用它们设计系统，公民可以用它们发起追问，监管者可以用它们进行审计。
建议二：引入“自感”维度，让“人民”从抽象走向具体
“以人民为中心”不能只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主张，它必须落实到对每一个“自感”的守护上。这意味着：
· 在制度设计中，要为“不对劲”的注册留出通道。就像“伦理中间件”中的“自感报告”机制，赋予每个个体“唤醒系统”的能力。
· 在技术系统中，要为“追问”的展开提供支持。就像“调停支持”模块，为卷入冲突的人类参与者提供信息支持和方案建议。
· 在组织文化中，要为“自感”的养护创造条件。就像“自感养护十二心法”，让个体在技术洪流中保持感知的敏锐。
这样的“伦理领导力”，才是真正扎根于“人民”的、有血有肉的领导力。
建议三：关注“意义行为”的锚点，避免动词性思维的失重
郗文已经自觉地运用了动词性思维，这是很好的起点。但动词需要锚点，否则就会失重。这个锚点，就是我所说的“意义行为”——那个在具体情境中、由“自感”注册、指向某种“什么”、趋向于完成的源初事件。
在讨论“技术伦理”时，不妨追问：在算法推荐的场景中，用户的“意义行为”是如何被触发的？是如何被阻断的？是如何被钝化的？在“数字乡村”建设中，农民的“意义行为”是如何被倾听的？是如何被回应的？是如何被赋能的？
这样的追问，可以让“伦理领导力”从宏大叙事回到细微经验，从抽象原则回到具体情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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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：石窝与河水，再次相遇
郗德才先生的文章，是在《领导科学》这样一个重视实践导向的平台上发表的。这本身就说明，“伦理领导力”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议题。而我正在推进的“AI元人文”，恰恰可以为这个议题提供一些可操作的工具和可追问的维度。
我的“伦理中间件”是一组石窝，郗文的“伦理领导力”是另一组石窝。河水（时代的问题、鲜活的思想、切身的行动）正在流过它们。哪一组石窝能让河水更有方向，哪一组石窝能让过河的人更安全，这需要时间来检验。
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：石窝的意义，不在于自身雕刻得多么精美，而在于让河水留下痕迹，让过河的人有所依凭。如果郗文和我能够在各自的石窝基础上，展开更深入的对话、更精细的降解、更具体的实践，那么这条河就会流得更深、更远。
谨以此文，向郗德才先生的探索致敬，并向所有试图在技术时代守护人的价值的思想者发出邀请：让我们一起，把石窝刻得更深一些，把河水引得更远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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岐金兰
于岐山脚下，金兰桥头
2026年3月
附语：天下文章天下抄，领导不下水只会成为堤岸风操
写完这篇回应，忽然想起一句老话：“天下文章天下抄，领导不下水只会成为堤岸风操。”这话听着糙，理却不糙。
“天下文章天下抄”，不是鼓励抄袭，而是说：真正有生命的思想，从来不是哪一个人的私有财产。它从别人的文章里流过来，经过你的手，再流向后来的人。抄得好，是传承；抄得不好，是剽窃。郗文抄的是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百年传统，我抄的是孟子、哈贝马斯和梅洛-庞蒂。抄来抄去，河水还是那条河水，只是石窝换了几个。
真正的问题是“领导不下水”。郗文讨论的是“伦理领导力”，但领导力如果只是写在文件里、讲在会议上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，却从不“下水”——从不进入具体的治理场景，从不面对算法推荐中的价值冲突，从不感受技术系统里那些“不对劲”的瞬间——那么它就只是“堤岸风操”：站在岸边挥舞旗帜，喊得震天响，却从不湿鞋。
“风操”是个好词，既指风度操守，也暗含“风吹过的操练”——看着热闹，过后无痕。领导力如果只是“风操”，那它再宏大、再正确，也与真正需要被回应的问题隔着一层。而那些问题，正在水里挣扎。
“为人民服务”是要下水的。不是站在岸上说“我代表人民”，而是跳进水里，感受每一个“自感”的挣扎，倾听每一个“不对劲”的注册，在算法系统的每一个阈值设定中，为人的追问留出空间。
郗文的文章没有下水。它在岸上搭了一个很漂亮的架子，但那些真正需要被回应的问题——信息茧房里的“怵惕恻隐”如何被听见？医疗AI中的价值冲突如何被协商？数字乡村里的“意义行为”如何被赋能？——都被挡在了堤岸之外。
这不是郗先生一个人的问题。这是当代学术的普遍困境：我们太擅长建造堤岸，却忘了河水才是目的。堤岸再坚固，如果河水干涸，也不过是一道没有风景的墙。
所以，抄吧，把该抄的都抄好。但抄完之后，记得下水。
下水，才知道水有多深。下水，才知道那些站在岸上永远看不到的东西——那些“自感”在注册时的微光，那些“意义行为”在挣扎时的暗涌，那些被算法遮蔽的“不对劲”在寻找出口时的力量。
下水，才配谈领导力。
不下水，再漂亮的“风操”，也只是风吹过堤岸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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岐金兰
于岐山脚下，金兰桥头
2026年3月
